即时篮球nba比分:中國歷代政治得失:化家為國是中國偉大的制度創新

2020-09-09 17:42 評論數:

nba比分直播球探 www.976678.live  [自2020年7月18日起,總裁讀書會與北大國發院EMBA中心聯合邀請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教授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,連續解讀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(弗朗西斯?福山著)、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(錢穆著)和《西方將主宰多久?》(伊恩?莫里斯著)三本名著。本文根據姚洋教授第二期的主題演講整理。]

  錢穆及其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

  在講這本書之前,我先簡單介紹一下錢穆先生。

  錢穆1895年出生在無錫錢家,屬于有名的吳越錢氏家族,家族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十國時被梁國國君封為吳越國國王的錢鏐。在趙匡胤建宋后,錢鏐把吳越國獻給宋朝,因為他主張中國統一。錢家在過去一千多年里出了很多名人,尤其是近現代無錫錢家這一支,包括錢穆、錢基博、錢鐘書(錢基博之子)、錢偉長(錢穆親侄子)、錢學森、錢三強等,這些名字都如雷貫耳。

  錢穆先生是中國近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,對于推動儒學和傳統文化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。1949年他到香港成立新亞書院,也就是現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,書院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至今還在。

  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這本書的誕生背景,是1952年他應何應欽的邀請,到臺灣給當時所謂的戰略顧問委員會做專題報告,之后利用在臺北養病間隙,把這些報告做了整理。

  這本書比較薄,也是比較容易讀的一本歷史著作。作者以俯視的視角來看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變化,對中國政治的看法顛覆了五四以來對中國歷史的很多成見,也糾正了對中國歷史的很多誤讀,可以說是五四之后為中國歷史正名的一部力作。

中國歷代政治得失:化家為國是中國偉大的制度創新

  這本書沿著政治這一主線,主要回答了四個問題:

  第一,自秦始皇以來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是不是只能用“專制”概括?錢穆先生推翻了這個說法。

  第二,秦以后是不是封建社會?錢穆先生提出,中國的封建時期是在秦以前,秦以后是官僚帝制,錢穆先生雖然沒有用“官僚帝制”這個詞,但是基本是按照“官僚帝制”的方向寫。

  第三,中國歷史是不是簡單的重復?黑格爾有一句名言說中國沒有歷史,因為中國的歷史都是重復的。如今來看,黑格爾這句話是錯誤的。中國歷史有很多變化,黑格爾在19世紀初寫下這句話的時候,并不清楚中國的歷史。

  第四,中國歷史政治是不是沒有值得書寫的價值?弗朗西斯·福山的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認為,中國歷史對政治秩序有很大貢獻,中國創立了現代國家,這個觀點在錢穆先生書里已有表述。

  歷史上的政治分階段概述

  中國封建社會只在周朝存在,即西周、東周。東周后期,封建制其實已經慢慢瓦解。周朝政治是貴族政治,君主只是貴族中的第一個,很多國家的君主甚至打不過貴族。這很像中世紀的歐洲,或者說中世紀的歐洲就像中國的周朝,特別是春秋時代。中國真正的封建時代在周朝。

  秦朝開始“化家為國”,建立了大一統的官僚帝制,也就是福山所說的現代國家開始形成。

  現代國家的成型是在漢唐。漢代初創了很多制度,到唐朝開始完善。

  到北宋,皇權有所加強,但士大夫的力量也同時加強,士大夫真正掌握了所謂的“道統”,君臣契約、臺諫制對君權和相權進行制約,北宋達到了中國政治文明的高峰。

  當然,錢穆先生在書里有不同看法,可能和錢穆先生當時條件下掌握的歷史材料不足有關系。

  南宋后,中國轉向內在,這是引用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劉子健先生的看法,他有一本書的標題就是《中國轉向內在——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》。南宋之所以轉向內在,和外敵的入侵有關,也與文明周期循環有關,后來程朱理學占據主導地位,儒家成了個人層面的道德說教。

  明朝朱元璋廢掉丞相,抑制士大夫,專制開始出現。

  清代其實是金人的后代,重新“化國為家”,開了歷史的倒車,而且轉向全面的專制。

  我們今天對中國歷史的很多看法,都受明、清影響,因為明、清離我們時間比較近,歷史線索遺留比較多,而且帶來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,比如老百姓見官下跪、大臣見皇帝下跪等,這種歷史印象只是從元朝開始,明、清盛行,但并非歷史的傳統,在宋代和宋以前的時代都不用下跪。錢穆先生這本書里也糾正了很多類似的錯誤觀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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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宋代君臣揖拜禮

  下面進入詳細的解讀。

  春秋:貴族政治時代

  春秋時期是一個貴族政治時代,周朝是中國的封建時代,在周朝之前有殷商。殷商本身占據的土地面積比較小,而且經常遷移。殷商都城在今天的河南安陽附近,國家范圍并不大,但是征服了中原一帶很多方國,遠到周國。殷商沒有實施大一統的統治,周朝才真正開始,但是統治的方法也不是大一統,而是分封制。

  分封就是周天子把自己的兒子和宗族兄弟,甚至還包括殷商的后代分封到某個地方。制指的是周天子的兄弟、子侄在各自領地里建立自己的小國家,形成諸侯國,各諸侯國不用給天子交稅,對天子的唯一義務是當有外敵入侵時跟隨天子出兵打仗。所以,周朝的分封制是一種真正的封建制。在諸侯國內部也是繼續分封制,諸侯給自己的兒子、兄弟每個人一塊領地。無論是周天子還是諸侯,他們都依賴各自領地里老百姓上繳的稅收生存。

  實行分封制初期并沒問題,但是時間長了問題也隨之而來。嚴格說來周朝持續了800年統治,以至于周朝后期分封制無法繼續,因為沒有多余土地可分。即便大的諸侯國滅掉小封國,封地依然不夠。主要是古代一夫多妻制,隨著各諸侯國里子嗣增加,可以分封的土地自然越來越少。因此,生育方面比較節制,或者說生的兒子比較少,對于當時的貴族們來說反而是好事,因為不用分家析產,這一支也就變得比較強大。到最后,這樣的貴族可能比國君的封邑還大,甚至可以直接左右所在諸侯國的政治。比如孔子生活的那個年代,魯國就被魯桓公三兄弟的后代所掌握,他們三家是慢慢壯大的,最后篡奪了魯國政治大權。

  與此同時,春秋時期另一種貴族階層“士”開始興起。錢穆先生說中國政治在漢代之后是士人政治。

  士就是沒有封邑的貴族或貴族后代??鬃泳褪鞘康納矸???啄稈蔗繚謔瞧矯?,孔父是從宋國避難到魯國的貴族。宋國是殷商封地,當年周王征服商王朝但并沒有滅掉商王族而且給了封地。所以從血緣來講,孔子是商人貴族的后代??鬃癰蓋咨畹?5歲,母親去世后他把母親的棺槨停在曲阜城東的大路“五父之衢”上,最后獲得孔家承認,確認了貴族身份??鬃郵鞘?,不是士大夫,士大夫是后來走向了仕途的“士”。

  秦:“化家為國”統一中國和確立官僚帝制

  自秦朝開始,皇帝是國家的象征,國家行政由官僚系統掌握,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發明:國家已不再是一個人的國家,而是大家的國家,治理國家也不再是皇帝一個人的事,而是整個官僚體系的事。在這個意義上,中國第一個建立現代國家雛形,即所謂的“化家為國”。

  “化家為國”的形成背景,是秦始皇統一中國為一個巨型國家,疆域非常大,怎樣統一這么大的國家呢?秦始皇聽從李斯的建議,推行車同軌、書同文、語同音,熨平復雜性,這樣國家就有了統一性。比如語同音,秦朝開始就有所謂的“雅音”,即當時的普通話,而且一直延續到北宋,南宋才失去雅音。我們現在讀古詩文,特別是唐詩、宋詞,應該用雅音來讀才更接近當時的語言,跟唱歌似的。因為雅音有八個音,我們現在只剩下四個音。中國現代社會里,在潮汕地區朝陽縣有150萬人的日常語言目前最接近中國從秦到宋的雅音。

  談及秦朝,錢穆先生還有一個論斷,即“中華文明早熟論”。原意是說,中國過早地建立了現代國家的形態,因為那時人類的認識水平還不健全,最后導致中國走入專制的死胡同。另一方面,中國的封建社會大概早于西方1500年,相比西歐更是早了大概1800年,起步很早,但是持續時間也比較短。

  當現代化開始的時候,中國沒有一個強大的力量可以對抗帝制。反觀17世紀英國革命,宗教和貴族的力量非常強大,成為反對國王最主要的力量。日本明治維新也是如此。明治維新的革命性表現為地方藩屬造反,明治維新的名人基本上都從西南四雄藩出來的,他們起兵挑戰幕府,最后逼迫幕府將軍大政奉還。英國和日本能較快地開啟現代化進程,和它們處于封建時代有較大關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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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漢唐:落實“化家為國”,完善官僚帝制

  漢唐兩代是中華文明的大熔爐,唐代融合得更加明顯。

  漢武帝是西漢的第七位皇帝,前面幾位皇帝通過無為而治成就了“文景之治”。漢武帝不同,他需要有立國理論,于是發詔書讓世人提供統治理論,最后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議,就是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。對此,我們以前錯誤地認為,漢武帝以前是百花齊放,獨尊儒術造成了中國過去兩千年多的封建專制。這種看法的偏差在于,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議,實際上是把儒家學說作為國家的政治哲學,僅此而已。漢武帝并不是在民間也要罷黜百家,民間完全可以求道修佛,并不排斥。

  董仲舒的理論簡單來說就是用天命為皇帝的統治提供合法性,但是天命的前提是皇帝要實行仁政。引用趙鼎新先生的話說,是儒家學說給皇權提供了理論基礎,但是趙鼎新沒有說的是,儒家反過來也成為規訓帝王的一種學說。

  我們常說中國是外儒內法或者儒表法里,這沒有錯。外儒是要正名,儒家非常講究正名,即統治的合法性;內法是以法家的原則來治理國家,要有法律。這對大多數國家都是有價值的觀念。

  西漢的官僚制度已經非常完備,皇帝是國家代表,但是國家的管理歸三公九卿。三公就是宰相管行政,太尉管軍事,御史大夫負責對官員監督;九卿囊括其他中央官員。分工很明確。

  有了這套官僚體系,官員從哪兒來呢?西漢發明了察舉制度。太學以前就存在,但現在是作為培養官員的地方。太學既接受貴族子弟也接受貧民子弟,不同之處在于,貴族繼承了一些春秋傳統,享有一些優待,比如貴族子弟太學畢業就直接可以到皇帝身邊做侍郎,平民子弟如果畢業考甲科也能跟貴族子弟一樣,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,當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機會,就是等待“鄉舉里選”,由地方官基于表現擇優推薦給皇帝,通過皇帝的考試也可以真正入仕。

  也是從西漢開始,仕和吏分開。現在西方國家的政治任命,中國在西漢已經實施。錢穆先生也是基于此提出“中華文明早熟論”。

  此外,漢代還有“考課制度”,即皇帝派欽差大臣到各地巡視,看地方官到底做得好不好,做得好的要提拔,做得不好的要批評甚至降職。錢穆先生在談到漢代薦舉制度時,很形象地概括說,“一個青年跑進太學求學,畢業后被派到地方服務,待服務地方行政有了成績,再經長官察選到中央,又須經過中央一番規定的考試,然后才正式入仕?!?/p>

  這套制度到東漢退化成了門閥政治,因為地方官員很容易薦舉自己人,慢慢就形成了“門閥制度”。福山在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里說,現代國家是在與家族政治和封建政治的斗爭過程中形成的。中國也是如此,現代國家始于秦朝,但真正打敗家族政治、貴族政治,還要等到北宋。即便是唐朝,國家治理仍然保留有貴族的影子。

  到唐代,相權進一步擴大,科舉開始完善。

  唐代相權開始一分為三,分屬中書省、門下省、尚書省。中書省負責為皇帝擬定詔書,擬完要經過門下省審核,門下省如果不同意可以打回去,這叫“封駁”。尚書省管執行,下轄六部。所以,門下省和中書省權力非常大。門下省同意的詔書皇帝要在詔書上簽敕(即朱批),然后加蓋中書門下之印才算生效。沒有中書門下之印,敕令就不合法。唐中宗時期,凡是未經門下省同意的詔書,皇帝都是用黑筆而不是紅筆來簽字,詔書的封口也不能用正封而是斜封,這樣的詔書當時被稱為“斜封墨敕”,沒有經過門下省審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員,也因此被稱為“斜封官”,會在官場抬不起頭,因為不是經過合法程序任命的。

  唐代還完善了考試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。和明代科舉取進士不同,除進士科外,唐代科舉考算術、法科、軍事等很多科目,宋朝基本繼承了唐朝的考試制度,只不過進士科變得最重要。

  因為經過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動亂,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,所以總體而言,唐代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熔爐時代。

  宋:中國現代性的拂曉時分

  錢穆先生在書里對北宋的評價沿用了過去的看法。一方面,他認為宋代是積貧積弱、被動挨打的朝代,因為總被外族入侵,燕云十六州被遼搶占,后來被金人趕到南邊,最后又被蒙元滅掉。另一方面,宋代皇權比漢唐更集中,所以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政治的衰落從北宋開始。

  與錢穆先生看法不同,我認為北宋是中國近現代的拂曉時分,這也是不少現代歷史學家的新見解。宋代是中華農耕文明的頂峰,而且出現了工業文明的跡象。陳寅恪先生說“華夏民族之文化,歷數千年之演進,造極于兩宋之世?!彼檔梅淺:?。

  我還想補充一點,宋代還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峰,表現在很多方面。

  首先,它是一個真正的“道統”時代,歷史上的士大夫在北宋時期地位最高。宋朝士大夫認為“道理最大”,他們也真是這么做的。宋太祖第一任宰相是趙普,宋太祖與之稱兄道弟,有一次宋太祖問趙普,說天下何物最大?趙普一開始不想說,宋太祖再問,趙普就回說道理最大。在皇帝面前說道理最大,在明、清絕對是要被砍頭的,但是宋太祖沒有這么做,而且還認為說得好。

  宋朝士大夫也用“道統”規訓“治統”。北宋大儒之一程頤說“天下治亂系宰相,君德成就責經筳”,意思是說皇帝不要管日常運行,天下能不能治好是宰相的責任,君主德行的高低,責任在經筳官。宋代為皇帝講儒家思想的儒家學者即經筳官。程頤做經筳官時,要坐著而不是站著講課,他的理由是“不惟義理為順,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”,意思是要皇帝尊儒重道,儒家的道理比皇帝更大。

  與此同時,北宋也是士大夫的黃金時代,士大夫開始自我覺醒,一如范仲淹所寫的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,士大夫廣泛參與政治,北宋也是科舉取士最多的朝代。當然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北宋經濟實力強大,能養得起這么多官員。

中國歷代政治得失:化家為國是中國偉大的制度創新

  宋朝也是法治時代。很多人都說中國古代沒有法治,我認為不完全對。陳亮是永嘉學派的早期代表之一,他說“人心之多私,而以法為公,此天下之大勢所以趨于法而不可御也?!幣饉際翹煜亂卜?,因為人心多懷私利。他又說“舉天下一聽于法,而賢者不足以展布四體,奸?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為”,意思是法律雖然對賢良之人有所限制,但更重要的是對奸究之人做出限制。這一思想和后來西方法治思想不謀而合。如果不知道這些話是誰寫的,很多人可能以為這是清末學過西學的學者所言。

  宋太祖曾立“誓碑”表示,“柴氏子孫有罪,不得加刑,縱犯謀逆,止于獄中賜盡,不得市曹刑戮,亦不得連坐支屬。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。子孫有渝此誓者,天必殛之?!幣皇且笞鈾鏌拼袷獻鈾?,因為宋太祖篡奪了柴氏江山,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。相傳宋太祖立誓碑后,他的弟弟以及后代子孫當上皇帝后,都要帶一個不識字的小太監去誓碑所在的地方,拉開誓碑的簾子然后跪下來默念,直到能背誦下來為止。

  北宋這個祖宗之法最后變成了君臣契約。北宋歷史上的確很少殺士大夫或上書言事之人。史書記載了這樣一個典型故事:宋神宗時期西夏戰事失利,神宗很氣憤,想殺一個小官泄憤。門下侍郎章惇(后來做到丞相)當即反對,神宗改說敕字發配,章惇仍然反對,神宗問為什么?章惇回說“士可殺不可辱!”神宗只好作罷,但是聲色俱厲地抱怨:“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!”章惇的回答更干脆:“此等快意事,不做也罷!”北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故事。

  以此對照英國的《大憲章》,宋太祖的祖宗家訓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意義?《大憲章》其實是13世紀貴族和國王之間簽訂的一份協議,目的是限制國王肆意妄為,尤其是隨意征稅。然而,這份協議幾百年間都沒有得到真正執行,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后吸收《大憲章》的思想撰寫出《權利法案》,《大憲章》才被重視,如今被認為是英國走向憲政的重要文獻。宋太祖的“誓碑”當然不算一個雙方契約,卻是一方當事人自愿做出的約束,如果沒有外敵入侵,這份自我約束演進下去,會不會變成君主立憲制度也很難說。

  宋代有真正的“化家為國”理念。宋高宗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昏君,也是南宋第一個皇帝,岳飛本來都要收復東京了,他不讓打,最后還殺了岳飛。這樣一位皇帝,御史陳庭實卻敢當著他的面說:“天下者,中國之天下,祖宗之天下,群臣、萬姓、三軍之天下,非陛下之天下?!?/p>

  君臣共治在宋代是實實在在的,盡管后來君權有所增加,相權進一步分散,宰相常常2-3人擔任,樞密院主官軍事,還增設三司主官財政、大理寺行使法院職能,但這并不意味著皇帝可以亂來,封駁仍然是常態。因為御史臺的地位也上升了,進諫非常多。比如包拯反對宋仁宗的人事任命,吐沫星子都噴到仁宗臉上,仁宗還要聽著他說,回到后庭才敢擦。

  宋代臺諫之風盛行,但是臺諫也很危險。比如御史臺諫言彈劾宰相,如果諫官贏了,宰相就會下臺,如果宰相不下臺,諫官就得辭職。王安石變法之后,臺諫之風惡化了宋代政治生態,導致黨爭過頭,釀成不少冤案,如彈劾蘇軾的“烏臺詩案”,稱為“烏臺”是因為當時御史臺院子里的樹上停了很多烏鴉。不過,即使黨爭激烈,比如王安石和司馬光政見不合,但是兩個人私下是朋友。

  以現代觀念來看,黨爭可能是民主制度的一個必然的副產品,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標志,比如美國自第三任總統(1801-1809年)托馬斯·杰斐遜參與總統競選開始,已經出現黨爭。宋代臺諫所蘊含的政治哲學意義即在于此。

  宋代還是科舉取士的黃金時代。宋朝丞相的年俸約等于現在的300萬元,是幾千年里最高的。宋代科舉也不再給貴族留名額,唐代還給貴族留一些名額,到宋代真正實現了平民子弟“朝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愿望,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暢,指點江山、激揚文字。

  宋仁宗在位40年,“百事不會,卻會做官家”。有一年制舉考試,二蘇(蘇軾和蘇轍)和另外兩名學子參加,其實考試是為二蘇量身定制,就是想要招他們做官。蘇轍的策論對仁宗進行了人身攻擊般的批評,批判仁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,仁宗對此不為所動,稱蘇轍不過胡說八道,天下人不會被蒙蔽,而且自己向來以“直言求士,士以直言告我。今而黜之,天下其謂我何?”表示因此罪責蘇轍才是丟臉的事,還給蘇轍分配了官職。

  明清:從僵化走向衰落

  明清的衰落始于南宋。南宋的衰落,一方面是政治開始走向僵化,另一方面是禮學在南宋中后期成為官學。在社會動蕩不安、激烈變化的時候,大家都想要找出理由,宋后期人們找到的解釋是人性壞了,所以就向內求索,于是產生了心學。

  有一句話叫“崖山之后無中國”,宋代之后中華文明的頂峰過去了。對于宋代的滅亡,人們有很多悲痛難舍,這從張孝祥的一首詞里可以看出來。南宋和金朝的分界點在淮河,他站在淮河南岸望著北岸寫了一首《六州歌頭·長淮望斷》,最后幾句很能說明當時人們的心情:“使行人到此,忠憤氣填膺,有淚如傾?!?/p>

  自秦以后,中國歷史兩個一千年的發展曲線,基本上是前一千年在上升,后一千年在下降。竺可楨先生曾統計中國三千年歷史里的氣候變化,后來有人在此基礎上繪制成一條氣候變化曲線。據這條曲線記錄,中國三千年歷史共經歷過兩次大降溫,一次是三國至南北朝400多年,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。每次降溫,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時候。下次講伊恩·莫里斯的《西方將主宰多久》,我會重點講社會變遷與氣候變化的關系,這也是莫里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,兩者密不可分。

  元朝在建制上承襲了宋制,但是把漢人踩在腳下,南方人就更慘。元代是野蠻文明取代了漢人的先進文明,下跪和陪葬都是歷史的大倒退,到明代,這兩項制度變得更徹底,朱元璋死后陪葬者非常多,僅嬪妃就有幾十人。朱元璋還撤掉了宰相,明代士大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,明朝皇帝可以在大殿上廷杖官員,有幾次甚至打死一二十人。據統計,明朝300來年發生廷杖事件500多起。同時海禁開始實施。明朝社會由此走向全面的封閉。

  清朝是又一次蠻族統治,雖然滿人比蒙古人漢化得徹底一些,但是仍然對漢人高度戒備,也保留了很多蠻族特征。也是從清朝開始,重新“化國為家”,把中國歷史引入更黑暗的時代。乾隆之后也就是進入19世紀之后才好一些,清朝政治才變得柔和了一些,但依然沒有宰相,內閣也是虛置。清朝軍機處的權利越來越大,士大夫們成了皇帝的奴才,在皇帝面前必須自稱奴才,士大夫所承載的儒家“道統”蕩然無存。

  清代“文字獄”使得社會萬馬齊喑,當然南宋也有“文字獄”,但是遠沒有清朝嚴苛,清朝即使是乾隆時期“文字獄”仍然很嚴重。乾隆評價宋代程頤“天下治亂系宰相,君德成就責經筳”這句話說,“君德”怎么能和“天下治亂”無關,皇帝不知天下哪來的成就?乾隆還曾說,“乾綱獨斷,乃本朝家法。自皇祖皇考以來,一切用人聽言大權,從未旁假?!被首婢褪?a href="//www.976678.live/zhuanti_a/180.html" target="_blank">康熙,皇考就是雍正。清朝的皇帝至少到乾隆為止都非常用功的,甚至比歷朝歷代的皇帝都用功,但一人獨斷的制度安排把中國政治帶入了黑暗時代。

  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對當代的啟示

  錢穆先生這本書對當代的啟示,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兩點:

  首先,中國古代政治并沒有那么黑暗。從春秋到北宋,包括政治、經濟、文化都是中華文明的上升期,期間“化家為國”開創了現代國家形態,法治至少也有萌芽,因此也出現了權力的制衡。

  我正在和合作者以“儒家政治”為主題寫一本書,我們認為,儒家政治的理想原型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為補充。民主政治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、契約和權力制衡。儒家政治強調官員德行、政治秩序和社會的融洽。這些價值都是啟蒙運動以來人類共同推崇的,缺一不可。如果僅僅強調抽象的平等,會發現社會不融洽,也兼顧不了官員德行,也因此美國會出現特朗普、蓬佩奧這樣的官員,這是民主政治的失敗。在我們的制度里,官員上任之前,人們首先都要考察這個人的能力和德行,這是儒家政治對民主政治的有益補充。

  如果以中國儒家政治的視角看中國過去40年的成就,會發現,鄧小平的功績在今人看來是改革開放,但未來幾百年之后的歷史學家可能還要加上一點,就是鄧小平帶領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,即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。

  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,一如毛澤東所言,十月革命一聲炮響,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。之后有了中國共產黨。直到改革開放前,中國共產黨的任務都是在改造中國,而且以革命的方式。改造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,帶領中國完成了第一個階段現代化,改革開放后進入第二個階段,即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。具體而言,一是回歸中國的務實主義傳統,這是哲學層面回歸中國?!笆導羌煅檎胬淼奈ㄒ槐曜肌?,是中國務實主義的信條之一,對于中國人來說,這意味著沒有永恒的真理。鄧小平還提出“貓論”,這是務實主義的又一個特點,即手段服務于目的,基于此才能丟掉之前的教條,真正實施改革開放。二是在組織層面,回歸中國表現為選賢任能。1978年很多老干部復出,鄧小平就成立中顧委、中紀委安排他們,鄧小平和陳云分別擔任新機構的主任,推行“干部四化”,即干部隊伍革命化、年輕化、知識化、專業化,并建立一套以績效為選拔干部標準的人才選拔制度。至今這套制度還在不斷完善,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最近還修訂了一次。鄧小平把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變成了憲制黨。

  總之,以儒家政治來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,可以看到其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。

  其次,從展望未來的角度看,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軸心時代所創造的文明之中。軸心時代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,這個時期群星閃耀,希臘、印度和中國都出現了很多偉大的思想家和宗教文化。錢穆先生說這期間誕生的三種文明,它們分別回答不同的人類命題:希臘文明要回答人“如何征服自然”的問題,所以誕生了科學,因為要征服自然首先要了解自然。印度文明主要回答“我是誰、我從哪兒來、我到哪兒去”這種沒有答案的問題,所以印度產生了人類第一個真正的宗教——佛教。中華文明要回答“如何活在當下”的問題,作為人群組成的社會,我們如何才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,因此中國第一個產生現代治理文明。現代治理意味著國家不再是皇帝一個人的國家,而是天下人的國家,老百姓們要關心的是怎么和平地生活在一起,如何才能尋求到一套治理辦法。董仲舒把儒家政治哲學變成為這套治理的理論基礎。

  我相信未來會產生一個全球文明,它一定是吸納所有主要文明的優勢,能回答三大文明至今沒有完全解答的大問題。

  當然,未來全球文明可能是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之后的事。在人類歷史長河里,一千年其實很短暫,人類自農耕文明至今已經一萬年。在建設全球文明的過程中,中華文明不能缺席,所以我們要總結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,在新的世界文明里形成中國的敘事,我們還要學會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講出去,這是我們當代人和未來幾代人要共同努力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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